能力、结构与价值：“双一流”战略下高校社会服务的升维
吴素华 郭炜煜
摘要：构建能力—结构—价值三维理论模型，系统分析“双一流”战略实施十年来，中国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演进逻辑、效能跃迁与价值升维机制。认为“双一流”建设驱动高校优化制度环境、重构组织形态、创新协同机制，推动高校社会服务实现定位、关系与运行范式的三大转变和价值的升维。针对教育强国建设对高校服务社会提出的更高要求，提出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协同生态、深化分类评价、推进数智赋能等路径优化建议，以期为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路径的参照框架。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社会服务；能级跃迁；价值升维
作者简介：吴素华，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24950868@qq.com；郭炜煜，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5年，国家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历经十年实践探索，“双一流”建设推动高校学科布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系统性提升，更驱动其社会服务在定位、机制与价值上实现多维转型。深入剖析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结构—价值”的协同演进机理，揭示其背后的实践逻辑与制度创新，对新时代高等教育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实现高位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建构：“双一流”建设下高校社会服务的内涵解析
高校服务社会功能的嬗变与演进，本质是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时代需求的回应，是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社会需求持续深化结构性契合的结果。自19世纪中后期服务社会成为大学的重要功能以来，发挥自身功效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各国大学发展的重要方向[1]。我国“双一流”建设的落地实施，为这一演进过程注入了新的制度动能，推动其进入系统性变革新阶段。
1.历史逻辑：经济社会发展催生高校社会服务的演进迭代
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史视角审视，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历经三次历史性跨越。19世纪初，德国洪堡大学确立“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搭建起知识生产与社会进步联结的桥梁。19世纪中后期，美国《莫里尔法案》催生“赠地学院运动”，威斯康星理念让服务社会成为大学制度化的第三大使命。20世纪后半叶，斯坦福大学与硅谷共生模式形成典型创新生态，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螺旋结构逐步成型[2]，大学也从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升级为区域创新的引领者。大学的职能演进史表明，其知识生产的方式正由封闭转向合作、由个体研究走向多主体协同创新，治理模式也实现了大学与政府、社会、市场等多主体合作的跨界治理的变革[3]，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动力，为我国“双一流”建设提供了战略上的关键启示与实践上的全球参照。
我国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嬗变，始终以国家逻辑为主导，逐步融合市场逻辑内核，最终形成鲜明的战略能动性。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大学承担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三重角色，政府与高校实际上是一体的，高校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职能单一且缺乏自主性[4]。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市场经济催生了多元的知识技术需求，高校开始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培训等方式拓展服务边界。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大学由社会边缘走向中心”的论断[5]，精准预判了这一发展趋势，只是彼时的服务呈现零散化、工具化的特征。21世纪初高等教育改革，推动高校社会服务逐步规范化、系统化，但整体仍处于被动响应市场需求的阶段。2017年“双一流”建设全面启动，为高校社会服务注入强劲的制度性驱动力，推动其从自发的局部市场行为，提升为自觉的系统战略布局。高校自此主动锚定国家重大需求，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领域前瞻部署，实现了市场逻辑到战略逻辑的深刻转变，其社会服务职能也迈入与国家创新体系深度协同、同频共振的高级形态。
2.政策逻辑：“双一流”建设牵引高校社会服务职能转型跃升
“双一流”建设的政策设计为这一演进提供了系统性外部牵引。这一战略并非对“211工程”“985工程”建设模式的简单延续，而是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系统性重构，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已从传统的工程模式转向系统治理模式，形成了以《总体方案》为统揽，系列配套文件为支撑的政策体系。“双一流”建设相关政策从战略定位、内涵拓展、政策工具创新三方面形成系统性支撑，推动高校社会服务实现质的提升。在战略定位上，实现了从方向指引到价值内化的制度化牵引。2015年《总体方案》将“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列为重点建设任务之一，标志着社会服务从理念倡导正式成为制度性要求；2017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将“社会服务贡献度”纳入评价范围，强化了其在高校评价体系中的权重；2018年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将“增强服务重大战略需求能力”列为改革重点，推动社会服务从外部要求内化为高校的组织使命与发展自觉；2022年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更是以“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为根本导向，引领高校在科技自立自强、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议题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层层递进、不断细化的战略指引，让社会服务逐渐升级为高校的核心价值之一。一方面，在内涵拓展上，实现了从单向输出到生态共建的系统性重构。2015年的《总体方案》依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两大传统职能延伸，初步界定了高校社会服务功能；2017年《实施办法》新增“传承创新优秀文化”和“着力推进成果转化”等内容，进一步丰富了高校社会服务的内涵；2022年《若干意见》进一步构建了覆盖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智库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多领域的立体化服务体系，让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并列为高校核心职能，其价值创造延伸到社会、治理、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形成了以知识溢出与创新赋能双轮驱动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在政策工具上，实现了从资源投入到系统赋能的逐步升级。“双一流”建设突破以往依赖国家资金投入的单一模式，构建了专项资金、平台建设、人才工程、评价激励、机制改革于一体的多元化、系统化的政策工具组合，通过专项经费、国家级科研平台、高端人才计划为高校高能级社会服务提供支撑。将服务贡献和影响力作为独立评价单元，建立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价框架，同时推动高校打破学科与部门壁垒，建立跨学科、跨机构、跨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让高校发展的价值导向从偏重学术产出转向学术与社会贡献并重，也体现出高校对社会服务价值认知的持续深化。
3.理论逻辑：能力—结构—价值三维模型的构建与解析
在“双一流”战略驱动下，高校社会服务已超越外部关系调整和市场化拓展的浅层变革，呈现出深刻的系统性严谨逻辑。其本质是国家战略需求牵引、贯穿组织内外、最终导向价值范式革命的系统性变革。本文建构能力—结构—价值三维协同演进模型，形成整合性解释框架。该模型认为，“双一流”建设驱动下的高校社会服务升维，本质是一个以国家战略为初始动能，触发大学内部能力基底重塑与中观组织结构重构，二者协同作用并最终引致价值创造范式根本性转换的、螺旋上升的完整逻辑链条（见图1）。
图1 “双一流”建设牵引下高校社会服务职能演进的三维模型动态循环图
首先，能力维度是社会服务跃迁的内生动力与资源基底，是高校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核心势能系统，始终围绕国家战略集聚、迭代和生长。人才培养上，聚焦供给适配性，培养兼具扎实学识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科技研发上，兼具基础前沿“从0到1”原始创新策源力与关键核心技术集成攻关能力；成果转化上，构建知识产权管理、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到市场孵化的全链条效能；智库服务上，为国家与区域治理现代化提供前瞻性的专业战略咨询；文化传承创新上，实现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引领社会先进文化。其次，结构维度是能力转化为价值的制度载体与协同网络，作为组织运行的“操作系统”通过制度优化打破学术组织封闭性与科层惯性，构建敏捷开放的资源配置体系；在组织形态上，破除学科与院系壁垒，形成学科体系与任务平台交织的矩阵式结构；在协同机制上，推动校企、校地合作从短期契约升级为实体化创新联合体与新型研发机构。最后，价值维度则是社会服务贡献的功能依归与范式表征，是能力与结构的集中体现。其内涵从单一经济效益，拓展至战略支撑、社会治理、文化引领、生态贡献等多个维度；价值关系从高校向社会的单向输出转变为校社深度互嵌、共同创造新技术、新产业等；在价值实现上，从被动响应市场需求，升华为前瞻国家与人类未来，主动布局前沿、塑造发展范式，三者协同共筑高校社会服务升维的完整理论逻辑。
二、实践图景：“双一流”建设引领高校社会服务能级跃迁
“双一流”建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通过系统化制度环境、重构组织形态、创新协同机制，再造国家战略需求响应的资源基底、重塑社会服务的结构载体，以深刻变革和协同发力，推动高校社会服务能力实现整体性能级跃迁。
1.能力提升：响应战略需求的资源基底再造
在“双一流”建设宏观框架下，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深化制度革新，搭建起从宏观政策引导到微观机制保障的完整闭环体系，通过放权赋能、评价革新、激励强化等关键举措，逐步拆除制约社会服务活力释放的体制机制壁垒。
（1）评价导向革新，催生社会服务的价值内化和能力生成。“双一流”建设将社会服务贡献度纳入建设成效核心评价指标，以《“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为指引在教师、科研评价中破除“五唯”倾向，引导高校科研、教学与人才培养紧密对接社会需求。各地区高校同步推进配套改革，陕西省进行技术转移职称评定改革，2022-2024年间，有630名科研人员凭借突出的科技成果转化贡献成功晋升职称[6]，从职业发展层面确立社会服务的重要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双一流”建设高校率先开展试点，以其解决企业重大实际技术难题的成果、重大工程设计方案等申请研究生学位，推动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深度耦合，实现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的制度性突破。
（2）法治赋权突破，激活“成果转化”与“创新增值”的效能。以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起点，10年来国家构建了激励—保障—服务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突出“赋权+激励”的核心导向，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将成果转化净收益用于奖励研发团队和个人的比例，从国家的不低于70%提升至80%甚至更高。部分地区和高校还试点赋予科研人员不低于90%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实现从收益共享到权属共享的制度创新，破解转化动力瓶颈。同时，国家和地方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强化资本对接，江苏省设立了总规模超50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7]，政策加持下高校成果转化效能显著提升。2020—2024年，清华大学技术转化合同总金额达33.73亿元，上海交通大学突破40亿元[8]，高校将科技研发能力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的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3）资源配置聚焦，锻造原始创新和战略储备的核心策源力。国家通过高强度、聚焦式资源配置，引导“双一流”建设高校将办学资源向国家战略与区域急需领域汇聚。中央与地方财政协同发力，清华大学2025年预算超395亿元。湖南省专门设立137亿元的“双一流”建设资金[9]，为高校的基础研究和战略攻关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在人才培养层面，国家将“强基计划”和288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集中布局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储备核心人才。同时，通过“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基础研究特区计划”等长周期项目，鼓励科研人员勇闯原始技术创新的“无人区”。2024年，高校对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0%[10]，“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我国基础研究创新体系中策源地和动力源的作用越发凸显，原始创新与战略攻关能力持续增加。
2.结构重塑：组织变革实现的网络载体创新
在“双一流”建设引领下，高校突破传统科层制下的院系分割与学科壁垒，构建以战略需求为牵引、以创新平台为载体、以矩阵式协同为特征的现代大学组织支撑体系，推动高校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从离散的孤立合作走向深度的结构性嵌入，使高校成为能够整合内外部资源、主动响应国家重大需求的创新枢纽。
（1）战略牵引与顶层设计推动跨学科的矩阵式结构落地，将国家战略需求内化为高校的组织变革动力。为应对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学科专业目录已经从以往每10年修订一次，缩短为每年更新发布急需学科专业清单。近10年来，高校本科专业布点总数每年调整幅度将近5%[11]，增设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国家紧缺急需专业，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精准对接。同时，高校内部主动调整组织形式，构建纵向学科院系与横向任务平台交织的矩阵式结构。通过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前沿交叉研究院等协同攻关实体，赋予实体项目立项、经费使用、人才聘用等自主权，推动科研组织从“单兵作战”转向“兵团作战”，从“学科逻辑”转向解决国家“卡脖子”技术的“使命逻辑”，以有组织科研主导的创新生态加速形成。
（2）平台筑基与载体创新打造一体化产学研融合体，构建起贯通内外的创新枢纽网络。一是承担国家战略使命的高端科研平台，包括前沿科学中心、集成攻关大平台、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双一流”建设高校参与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数量超350家，占全国总量的79.5%[12]。二是驱动区域发展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即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共建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实验室等创新联合体。例如，浙江大学在省内布局数十家校地共建创新载体，实现全省地级市全覆盖[13]，将创新资源直接嵌入地方产业体系，有效促进了区域创新能级的整体跃迁。三是覆盖成果转化全链条的孵化与中试平台。依托139个国家大学科技园（2023年）[14]、420个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024年）[15]、500余个概念验证中心（2024年）[16]及2400余个中试平台（2025年）[17]，构建了从“0到1”再到“1到N”的完整转化网络。2024年，全国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以及技术开发、咨询和服务方式转化合同总金额2269.1亿元，较2020年增长81%[18]，充分彰显了平台网络强大的服务输出能力。
（3）重心下移与治理变革有效激发院（系）学科创新活力。“双一流”建设高校着力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推行菜单式战略授权，将学科规划、人才评聘、经费统筹、对外合作等关键事权赋予学院，实现管理重心实质性下移。例如，北京大学学部制改革赋予学部自主权，上海交通大学在试点学院推行综合预算改革，使学院能在总额包干框架内，自主决定科研资源的配置方向与强度。在此基础上，院系突破学科边界，与企业、地方共建拥有实体空间、独立编制的“学术特区”，如华中科技大学与武汉“光谷”企业共建的协同实验室，山东大学与山东高速集团共建的齐鲁交通学院，将基层学术组织嵌入区域产业与创新生态，使其成为汇聚人才、技术、资本等核心要素并能实现高效增值的关键创新节点。
3.价值涌现：共生共创的范式革命
在制度保障与组织支撑的基础上，“双一流”建设进一步催化了协同机制的深层变革。高校社会服务正从离散的项目合作，升维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生态构建，形成开放共生的创新系统。
（1）服务模式实现从“技术服务站”到“创新策源地”的角色转换，协同机制重塑了高校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人才培养上，教育范式实现了从学科导向向需求导向的根本性变革，截至2025年12月，系统布局了50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构建了校企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选题、共享成果的融合平台。将产业一线真实课题、技术瓶颈与专家资源，全过程嵌入培养方案，破解学用脱节的痼疾，实现了人才链与产业链的高效贯通。科技创新上，通过系统性引导人才、平台与资源向“卡脖子”技术等战略焦点汇聚，将分散的智力资源整合为协同攻关的创新联合体，推动高校成为有组织科研枢纽。“十四五”以来，75%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以及超过55%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均来自高校[19]，彰显了高校作为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作用，协同机制已成为驱动创新范式变革的制度性基础设施。
（2）生态构建完成从“线性输血”到“价值共创”的体系焕新。高校从区域创新的“资源飞地”转变为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肌理的“创新引擎”，构建起多主体参与、多要素联动的区域创新共同体。在长三角、京津冀等创新高地，多所高校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等方式实现了物理与功能上的空间融合，形成了学科交叉、资源共享的集群共建。通过创新共同体的构建，高校的角色实现从知识技术供给者向创新生态组织者的蜕变。以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为代表，组织跨校、跨学科的“揭榜挂帅”，将高校的科研势能精准导引至真实的应用场景，促进了“企业出题”与“高校解题”的结构化、制度化对接。国家层面发起的“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粤港“1+1+1”联合资助计划等高效能政策平台，构建了价值共创的稳定通道与长效机制，确保了多元协同过程的流畅性与可持续性。
（3）资源汇聚实现从“内部整合”到“全球链接”的能级跃升。“双一流”建设坚持扎根中国与面向世界相统一。截至2024年11月，我国同183个建交国普遍开展了教育合作与交流[20]，推动社会服务协同网络从国内区域深耕向全球拓展。在全球创新资源引进上，高校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等路径，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例如，中国地质大学牵头发起“深时数字地球”国际大科学计划。在全球治理层面，高校通过搭建平台、政策咨询、参与规则制定等延伸国家软实力，成为构建跨国知识共同体、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力量。依托全球协同网络的构建，我国高校社会服务实现了从“本土适应”“区域辐射”到“全球参与”乃至“全球贡献”的深刻范式跃迁，资源汇聚能级得到系统性提升。
（4）技术路径完成从“传统服务”到“数字赋能”的创新驱动。“双一流”建设高校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及云计算等前沿数字技术，构建社会服务数字中枢，深刻变革了社会服务的内涵、方式与辐射边界。一是建设集成化智慧平台，推动服务方式从线下单点对接向线上线下多点融合演进。各高校通过搭建一体化平台，以数据智能破解服务“供需错位”难题。例如，中南大学的技术转移综合服务平台累计披露成果400余项[21]，运用大数据精准匹配校企供需。二是开发专业大模型与智能系统，推动服务内涵从知识输出向智慧共享共创升级。高校的数字化实践正深度融入产业升级与社会治理的核心环节，如上海交通大学与企业共建“超级工业大脑中心”。三是利用数字化平台与资源，推动服务边界从国内走向国际。通过打造在线教育联盟与虚拟仿真项目，高校将优质资源与服务能力输送至全球。如北京交通大学面向全球发布超级列车虚拟仿真教学与场景等，将中国高等教育的服务影响力延伸至“一带一路”沿线乃至全世界。
三、价值重构：“双一流”建设下大学社会服务的战略升维
能力—结构—价值三维协同演进的逻辑框架下，“双一流”建设全面激活了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提升服务效能的同时，也重塑了社会服务的功能定位、主体关系和运行逻辑，最终实现了社会服务职能跃升和价值升维。
1.定位之变：从辅助性功能到战略性核心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社会服务成为研究型大学发挥战略支撑的必由之路，需从战略认知到组织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22]，推动其从教学科研的附属职能跃升为战略性核心职能。一是在价值导向上实现战略内化。“双一流”建设的核心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将社会服务贡献度作为评估建设成效的关键指标，驱动高校将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要求，内化为组织发展的核心价值追求与战略自觉。二是在能力建设层面完成体系重构。高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系统优化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科研范式、调整资源配置与内部治理结构。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深化产教融合、健全技术转移体系等举措，构筑高水平社会服务综合能力体系。三是组织结构形成系统嵌入。社会服务深度融入高校中长期发展规划、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案，依托有组织科研、交叉学科研究院、卓越工程师学院等新型组织形态，将服务功能结构化地嵌入高校日常运行与治理体系中。定位之变实现了大学社会服务已从零散、被动的市场行为，转变为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的核心职能。
2.关系之变：从孤立合作到结构性嵌入
“双一流”建设推动高校突破单一项目式合作模式，实现与创新生态系统深度互嵌的结构性融合[23]，实现了创造价值关系模式的变革。一是组织形态实现结构性网络化。高校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实体，从外部合作方转变为区域创新生态的内生节点，组织结构从相对封闭的学术单元演化为开放创新网络中的关键枢纽，推动人才、知识、技术等核心能力要素制度化、常态化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二是运行机制朝着制度化生态化发展。以长期战略协议、创新联盟固化协同关系，形成多主体、跨区域、跨领域的联动生态构建“人才输送—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的贯通体系。通过制度的结构性安排，打破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割裂现实，实现能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高效匹配，形成以服务促教学、以服务带科研的正向价值循环。三是价值逻辑从线性传输到共生共创。高校的社会服务从点对点的实践变成了嵌入关系网络中的知识生产[24]，校企合作从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线性知识输出模式，升级为双方共同定义前沿问题、联合组建团队、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价值共创模式。
3.运行之变：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建构
高校服务社会的运行逻辑也发生转变，从响应市场即时需求的“订单式”服务转向面向国家长远战略与未来发展的主动建构；从满足需求的工具理性，升华为创造未来、贡献独特价值的建构理性。一是从需求响应到议题塑造。高校设立前沿战略研究院、未来技术学院等新型机构，系统研判全球科技趋势与国家战略需求，主动预见并定义关键服务议题，凭借前瞻性需求研判能力实现从被动承接需求转向主动创造需求，确保了价值创造的前沿性与引领性。二是从科层结构向任务型组织的范式转型。高校通过深化跨学科协作与建设实体化平台，构建以国家重大任务为导向的有组织社会服务体系，推动高校从基于学科划分的稳定科层结构向基于战略任务高度灵活的任务型组织范式转型，这是高等教育适配强国建设要求的组织形态与运行逻辑变革。三是从解决方案提供到未来图景定义。高校从提供技术方案的支撑者，转变为参与规则制定、定义发展方向的引领者。无论是在前沿科技领域攻克“卡脖子”难题，还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都体现了高校凭借其凝聚的核心能力与重构的组织形态产生服务价值。
四、路径优化：迈向能力—结构—价值协同的系统重构
“双一流”建设引领大学社会服务实现价值升维，其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得到体系化增强。然而，受历史惯性、体制机制与资源配置路径依赖的制约，高校社会服务的深化与拓展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相对不足且响应迟滞；内外组织协同的碎片化现象突出；评价体系传统惯性依然强大，“指挥棒”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服务手段仍显落后，亟待通过路径优化与机制创新从根本上予以破解。面对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提质扩容”的更高要求，大学社会服务应基于能力—结构—价值三维模型的内在逻辑，以顶层战略锚定、生态融合深化、评价激励革新为路径，重塑服务核心能力，优化协同组织结构，牵引长效多元价值，并以数智赋能作为贯穿三者的技术杠杆，驱动其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引领根本转变，最终实现系统性重构和战略性破局。
1.能力重构：顶层战略锚定与资源动态适配机制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构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驱动高校核心能力战略性生长的制度化规划与资源配置体系，系统性提升高校对国家战略的快速响应能力。高等教育必须对人才培养目标与组织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与重构，以紧密适应国家战略需求[25]。一是建立需求—能力动态校准机制。国家层面构建战略需求图谱与高校能力雷达动态数据库，定期研判并发布关键领域的能力清单与缺口预警。改革“双一流”建设资金分配模式，对主动调整学科布局、培育新兴交叉方向以响应国家需求的高校，给予倾斜性与持续性的支持，引导高校从依赖学科存量的“我能做什么”，转向面向战略未来的“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发展什么”的能力建构新范式。二是将国家战略融入高校顶层决策。全面贯通于发展规划、学科布局与资源配置，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推进有组织科研，聚力破解核心科学问题与“卡脖子”技术瓶颈，提升战略响应敏捷性。
2.结构优化：打造“三链融合”的生态融合新范式
打造高效的政产学研用协同体系，是破解创新要素碎片化、实现资源聚合与力量协同的关键。推进“有组织学科交叉”的关键在于构建能够平衡组织内部效率与创新生态活力的运行机制[26]，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构建协同共生的生态新范式[27]。一是搭建一体化平台载体，明确多元主体在协同网络中的定位与功能，构建覆盖全链条的实体化平台体系，以制度结构整合汇聚分散资源。二是完善共生共创运行机制，打破合作壁垒建立数据共享、难题共克、人才共培及利益风险共担机制，确保合作持久稳定。三是联合建设嵌入式创新联合体，围绕区域与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共建实体化研发中心、产业学院等，促进高校、政府、企业深度融合，将学科优势转化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动能。
3.价值引领：建立长周期、多维度的评价激励机制
科学的评价体系是界定和驱动价值创造的“指挥棒”，对“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估需突破学术评价为主导的模式，建立识别、衡量社会服务长期多元价值的内生驱动系统。一是推行重大社会服务项目的长周期后效评估制度。不仅评价短期产出，更要在项目结束后第3年、第5年、第10年，系统评估其对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对技术标准的贡献、对公共政策的实际影响等长期价值。二是在国家级人才计划与奖励中单设“社会服务”类别，引导高校设置“社会服务型教授/研究员”评审标准与名额，将重大智库成果、高价值专利转化合同等，明确认定为与顶级学术论文同等重要的“硬通货”，为潜心创造社会价值的教师提供制度化晋升路径。三是强化高校内部激励导向，设立“社会服务贡献奖”，完善收益分配机制，推广典型经验与成功案例，营造浓厚的社会服务氛围。
4.数智赋能：开辟平台—算法—场景驱动的服务范式跃迁
数智技术是重塑社会服务能力、结构与价值的底层力量。一是建立国家级政产学研合作智慧平台，整合各类分散资源嵌入产业需求智能解析与高校能力精准匹配算法引擎，对海量、模糊的产业需求进行结构化解析，与高校细化的技术能力图谱实现自动、精准匹配，以提升供需对接效率与协同创新成功率。二是设立“AI+社会服务”前沿探索专项，在高端装备研发、生物医药创新、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等国家急需领域，支持共建基于人工智能、扩展现实（XR）与数字孪生技术的虚拟研发社区与“高保真实验场”，打破物理空间与组织机构的传统边界，实现跨地域、多学科团队的全天候实时协同设计与仿真验证。需要注意的是，数智赋能应秉持审慎的人机协同逻辑，其最终目标是服务于内涵式引领的范式跃迁，而非技术本身[28]。
“双一流”建设通过战略势能与制度创新，推动大学能力—结构—价值系统性重构，推动高校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效能升级、价值升维。展望未来，高校必须将这一升维逻辑内化为发展基因，持续深化三维动态协同，筑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关键结合点的战略地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强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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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