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劣势下的学术突围：“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如何取得学业成就[1]

刘文晓  谢爱磊

摘要：“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的生活和学业历程具有独特的“结构–能动”双重意涵。该群体深陷“起点劣势–过程受限”的双重桎梏，却通过努力完成了“高等教育局域内学术突围”。研究提出了“抗逆资本”本土概念，由心理韧性、求学动机、适应性认知策略、学术支持网络组成；这一概念的本土化特征在于其情境依赖性，它的生成根植于中国高等教育分层制度、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系统以及制度性福利的耦合关系当中；与传统“文化资本”概念不同的是，“抗逆资本”在生成逻辑上实现了从优势传承到劣势转化的转变，在价值导向上完成了从阶层维持到流动突破的转变。在“寒门难出贵子”的现实困境下，“抗逆资本”具有学术意义并承载着社会期待，在实现教育公平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打破“优势阶层”的资源垄断，更需要激活“弱势群体”的抗逆潜能。

关键词：“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结构约束；文化资本；抗逆资本；情境依赖；研究生教育

作者简介：刘文晓，江苏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谢爱磊（通讯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xieailei@scnu.edu.cn。

一、引言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如梦一场，仿佛昨天家人才团聚过……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1] 2021年4月，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致谢在网络偶然被披露并引发广泛关注，掀起了人们对底层学子“知识改变命运”话题的热烈讨论。随后又相继有不少农村背景博士生的论文致谢内容被流传，这些本属于学术场域的非正式文本迅速突破学术圈，触动了广大民众对教育公平与阶层流动的集体记忆。当“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网络亚文化标签不断解构“努力就能成功”的线性逻辑叙事时，这些致谢文本也同时以残酷的真实细节（“走在拥挤的大城市，分不清东西、看不懂红绿灯、不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连运用城市语言与他人交流都费劲不已，进到楼宇里因没有见过电梯而找不到上楼的入口”[2]“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最担心的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每个学期开始。因为学费问题让我常常一筹莫展”[3]），将教育竞争中的个体创伤与结构性不公摊开在公众面前，颠覆了大众对“学位论文致谢”程式化书写的想象。

这些文本不仅记录了个体如何在贫困、文化资本匮乏与制度性排斥中突围，更暴露出主流社会流动叙事中未被觉察的矛盾——当教育被视为冲破阶层屏障的武器时，其制度安排本身却可能成为再生产不平等的庇护所；当研究者习惯于用“文化再生产”“文化资本”等抽象概念解释底层困境时，文本中的饥饿记忆、羞耻体验与自我救赎，恰恰构成了对理论暴力的抵抗。这些文字提醒我们，那些出身中国社会底层、最终行至学术塔尖[4]的青年，他们长久以来都是学术版图中的沉默者。他们的求学轨迹未被系统记录，他们的声音未被纳入理论框架，但正是这群人在城乡断裂带中撕开了一道裂缝，以个体的挣扎与突围，叩击着教育公平与阶层固化的深层命题。由此，笔者试图透过这些非正式文本，直击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学术命题：那些被贴上“小镇青年”标签的底层子弟，如何在博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完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学术突围”。

二、“寒门贵子”之于理论悖论的反思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寒门贵子”始终是一个承载着集体想象与身份焦虑的符号。传统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科举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流动叙事以及当代“知识改变命运”的主流话语，共同建构了一个朴素的认知框架——出身于社会弱势阶层的个体，通过教育投入可实现阶层跃升，最终成为“贵子”。然而教育流动的理想图景与现实阻滞的张力，使得“寒门贵子”现象成为对于传统理论的悖论。

1.这一悖论挑战了教育社会学中“精英循环”与“精英复制”的经典理论框架

“精英循环”的核心是精英群体[5]的继承逻辑。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指出，精英群体为保持活力需从底层吸纳有生力量，这涉及现有精英集团与未来精英集团的张力，现有精英倾向将自己的亲信、子女等输送至社会高层以维持优势地位，但现代社会的高度开放性使得粗暴垄断精英身份越来越难实现。为此，统治集团需以“制度公平”名义（如考试、文凭、公开招聘、选举等）平衡精英循环需求与自身利益，这导致制度性选拔看起来使用客观中立的指标，实际上原有精英群体因文化、教育、社会关系等资本优势，其子女进入精英集团的比例仍显著高于非精英群体。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世界各国皆然[6]。

“精英复制”理论则更关注教育系统对社会阶层固化的强化作用，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与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的“精英主义批判”。布迪厄指出，教育系统并非中立的筛选器，而是通过文化资本（如语言习惯、审美能力、学术素养）的代际传递，使优势阶层的子女更易获得教育成功，从而复制其精英地位。例如，中产阶级家庭通过早期教育投资（如钢琴、外语培训）、文化氛围营造（如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帮助子女掌握主流教育体系认可的“符号资本”，使其在升学竞争中占据优势。英国社会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语言编码理论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视角：伯恩斯坦发现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成绩普遍较好，而且他们的语言表达富有大量的抽象性语词，他将之命名为精致性编码。相反，出身于劳工阶级的学生普遍成绩低落，而且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偏向具体性语词，他将之概念化为限制性编码[7]。这两种语言模式进一步影响了使用者的逻辑思维能力。限制性编码产生于特定场景，其表达形式接近日常口语，使用者不擅长运用连接词，导致难以组织长句，这种碎片化特征会制约其逻辑思维的发展；精致性编码则类似于正式语言，掌握者能够通过丰富的词汇类型和连接词构建完整的表述，清晰表达个人观点，这种特性有助于开展逻辑推理活动。由于学校偏重学术性课程，教学讯息往往着重于抽象概念以及逻辑关系[8]，这些推理取向刚好契合精致性编码的特性，因而来自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学生能顺畅地运作认识法则与实践法则。此种契合性并未出现于限制性编码，致使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学生难以运作这两个法则并最终导致课业成绩不佳。这种隐性筛选机制使精英地位通过教育系统被“复制”而非“竞争”，本质上是阶层固化的工具。

在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视域中，“寒门贵子”的现象始终是观察社会流动的核心切口。这一群体因“通过教育竞争突破阶层壁垒”而被视为“精英循环”理论的现实注脚。然而，本研究所关注的“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的成长轨迹却呈现出远比“循环”或“复制”更复杂的特点，他们不仅在起点（基础教育学校资源、本科/专科教育资源，如一位受访者提到他所在初中学校有重点高中的入学指标，虽然他达到了指标生成绩要求，但仅因为自己是农村户籍，按照政策规定只能去读一般高中，这件事成为他求学路上的一大转折点）、过程（硕士生阶段导师资源、学术网络构建）上面临结构性和系统性劣势，更在关键节点（如获取跨校读博机会、发表学术成果、职业发展平台）遭遇隐性门槛。这种“起点低—过程难—终点高”的非线性流动，本质上折射出教育场域中学术流动的双重困境——既非优势阶层对教育资源的简单“复制”，亦非底层通过公平竞争实现的理想“循环”，而是二者在制度、文化、资本等多重维度交织博弈的复杂产物。

2.这一悖论折射出“教育公平”概念的实践困境

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在机会公平上的表现，它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9]，尽管教育机会均等一直被认为是教育公平的核心内容，但是教育机会均等并不等于教育公平[1^0]。既有研究多将教育公平简化为机会均等，但“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群体的案例表明，机会均等的前提是能力识别机制的公正性。然而，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本科院校的标签化（如“985工程”建设高校/“211工程”建设高校/“双非”高校）往往成为隐性筛选标准。例如，某中央直管高校在其2024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网上报名通告中明确指出普通招考者（申请–考核制）报考条件之一是“原则上应来自国内重点院校或所在高校学习专业为重点学科”（该校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也是“211工程”与“985工程”建设高校，是首批 20 所学位自主审核高校之一，也是C9联盟高校之一）。这种基于机构标签的评价惯性，使得“双非”学历背景博士生群体在学术起步阶段便需付出数倍努力以证明自身能力，其“抗逆”本质上是打破标签化评价的突围。但吊诡的是，当他们最终以博士生身份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时，会被迅速纳入新的“学术精英”标签体系（本文另一位受访博士生在访谈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读本科生时，那位本科生言语间自动将二人归为同一类精英人群，但当得知这位博士生本硕就读于“双非”院校时，对话气氛变得微妙且尴尬）——这种打破旧标签建构新标签的过程，恰恰暴露了教育公平在操作层面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3.这一悖论还挑战了“阶层流动”的线性叙事

大众传统认知常将取得“博士学位”等同于获得“阶层跃升的终极护身符”，但“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群体的后续发展显示，部分人因学术市场的“出身偏见”（如一流高校教职更倾向于给本硕博均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就读的求职者）转向企业或基层教育岗位，部分人虽进入高校却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如承担大量教学科研任务却因缺少社会资本而难以获得晋升）。这种“流动的不确定性”表明，教育流动的结果并非由“起点”或“终点”单一决定，而是嵌入具体的社会结构、制度环境与个体能动性的动态互动中。“寒门贵子”的神话之所以成立，恰是因为它遮蔽了这种互动的复杂性，而对“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群体的研究，则需要研究者跳出“流动与否”的二元判断，转而关注流动过程中的行动逻辑与社会意义。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笔者分别于2022年1—3月、2023年1—8月、2024年3—7月联系到25位受访者，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试图发掘“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群体如何表述、理解和阐释他们的生活历程与学业历程，其中是否存在共同的结构框架或不同的类型差异。每次访谈时间为1.5~2.5小时，对个别访谈对象进行了补充访谈。全部访谈资料形成转录文本共计55万余字。

本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经历了逐渐聚焦的过程。最初我们注意到本硕“双非”背景考入“双一流”建设高校读博的这个群体，在目的性随机抽样和裙带抽样方法指导下，共找到了20位受访者参与访谈。然而在获取个人信息过程中意外注意到这些“双非”背景博士生绝大多数具备“来自社会弱势阶层家庭”这一共同特征，基本符合教育社会学中已有诸多关于不同阶层子弟学业机会获得的研究结论，因此在后续抽样过程中，逐渐将样本缩小至来自弱势阶层家庭且有本硕“双非”背景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读博士生，访谈对象增加至25名。最终，符合该条件的共有20名受访者[2]，文中统一将其称为“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指本科阶段就读于非“211工程”建设高校、非“985工程”建设高校、非“双一流”建设高校，或起始学历为非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硕士阶段也就读于非“211工程”建设高校、非“985工程”建设高校、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目前在第一批“双一流”建设高校攻读博士学位，且来自社会弱势阶层家庭的在读博士研究生。“社会弱势阶层家庭”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本研究参照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以父母职业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参考指标。

这20名受访者是研究的核心对象，其余5名来自城市的受访者则作为一种对照，帮助考察不同阶层家庭子弟在生活和学业历程中有着怎样不同的轨迹。

四、解码双重劣势下的学术突围

1.底层生活情境激活心理韧性

这20位历经了漫长的学业苦旅而最终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读博的个体，具备了不惧艰难险阻的奋斗精神、与命运的抗争精神以及持久的耐力等，这种鲜明的心理特质恰恰是其所拥有的心理韧性。他们知道既然无法从原生家庭获得更多资源加持，那么自身所拥有的耐力、心性等就是自己最好的天赋和依靠。“一开始我妈拿一个小担子挑着茶叶面叫卖，还补袜子谋生，所以我知道金钱来得不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运，我觉得至少虽然命运不能改变，但是你至少可以先做个努力。”（F1）因为对他们而言，读书“看上去”既不需要身份标签，又不需要天赋异禀，少有阶层壁垒。“虽然本科没有证明自己，或者硕士研究生也没有证明到自己，但是读博士证明我能来一流高校。就是农村出来又能怎样？自己努力的话，一定还是能证明我们不比别人差。”（M12）这种心理韧性转化成了底层子弟“靠读书改命”的补偿性动力。“我爸妈外出打工，我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我就一直相信，读书可以改变我的命运，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想法，反正我就是坚信。”（M3）

与之相反，来自城市的中上阶层家庭子弟言谈中更多呈现的是轻松姿态，读书这件事更多是出于个人理想抱负。“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方式一直都是很民主，像我小时候，一到周六周天在那写作业，我爸回家看着，就说快别学了，出去玩一玩吧，累坏了……我们姐妹俩很小的时候就是要过生日的，就算我在学校里，我爸妈也会提着蛋糕买上水果去给我过生日，然后给我带好吃的......父母说上学那就上学就行了，也没有说将来会怎么样。”（CF4）“他们的愿望就是健康平安一辈子就可以了，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是不需要什么光宗耀祖、光耀门楣。”（CM1）在底层家庭出身子弟眼里，学习不是单纯的个人事务，更多时候掺杂着责任和道德义务，“因为我总觉得我来读三本要花父母很多钱，让父母不是那么舒心，我觉得都是我的错才会这样。所以我拼命学习读书减轻罪恶感”。（F2）这也是与父母的付出能否得到回报、与家庭荣辱联系在一起的[1^1]，“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妈一直在说读下去，走出去。可能觉得我们家乡是小地方，如果我没有读书、没有学历的话，就没有出路。”

来自寒门的博士生们长期浸润于底层生活情境从而磨砺形塑出了独特的心理韧性。这种韧性并非单纯的逆境忍耐，而是源于“改变命运—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复合动机，既包含突破阶层固化的生存诉求，也承载家族荣誉生成的文化期待。相较于城市中上阶层家庭出身子弟依托既有资本代际传递的从容，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驱动力更具紧迫性与道义色彩，构成其不断追求学业进步的独特心理基底。这种心理韧性的不断积累使得他们更专注于学业，自律而专一，特别是在博士生阶段，这种韧性正是从事科研工作、产出学术成果所需要的必备素养。

2.阶层跨越诉求塑造求学动机

受访博士生在提到为什么要选择读书这条路时，他们除了想要实现学术理想之外，提到最多的是“就业”。“我记得我跟家里人说我考研考砸了没希望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后来我妈妈就说当时她的心情就是绝望、不知所措，因为她觉得如果我考不上研究生，只是一个三本毕业生，都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能找到什么工作。他们也没有什么能力和人脉帮我找工作，所以我就是看到哪个学校有调剂的我就申请，也不挑选学校也不挑专业也不挑城市，有人接收我就成。考博其实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一个‘双非’学校毕业研究生，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呢？！想要一个体面的工作可能还是要有博士学位。”（F2）现代社会文凭持有人数的大幅增加带来文凭的相对贬值，接受高等教育日益成为实现就业或躲避失业的基本条件，而不是一跃进入精英阶层的护身符。尽管如此，接受高等教育对于受教育者在生活条件的改善、社会身份的转换、家庭社会资本的提升方面依然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这也是人们对高等教育一直保持超高热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如布迪厄所述，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不仅要调动教育获得，还要调动物质获得和关系网络[1^2]。于是，真正的再生产策略被利用起来，“阶级再生的真正动力依旧牢固地根植于对财富和财产的继承和通向上层地位的特权入口，而这种特权入口得益于家庭联系和校友关系网络的促进”[1^3]。因此，接受高等教育在今天看来，并不自动地保证通向上层的道路，在就业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社会身份的传递。即便如此，也应该注意到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阶级再生产的魅影逐渐从就业市场隐退，尤其进入博士生教育阶段，是否能在学术劳动力市场有所斩获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出普遍性原则和自获性原则，个人通过学术表现而获得的学历证书和专业技能等是影响其就业质量的决定因素[1^4]。因此青年们特别是来自弱势家庭的子弟也许深知父母无法为他们提供强大的社会关系资源供其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也或许是从小耳闻目睹父母谋生的辛劳，因此不得不通过延长教育年限来补偿社会资本的缺失，靠自身能够掌控的好成绩来争取更高的学历证书从而实现职业理想。“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家庭子弟，感觉目前来说就还是通过读书，找到一个好工作，这是可以改善生活条件最快的一条路。”（M18）

反观来自城市家庭的受访者，虽然就业也是一个读博动机，但他们因较丰富的家庭资本支撑，就业考量更从容，更侧重工作性质、内容适配性与职业自由度等非生存导向的多元属性。二者差异折射出阶层背景对读博就业动机的深层塑造。“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家里人认识银行行长，给我找了银行的工作，我不喜欢做，然后我就没去，我就考了研。然后研究生毕业吧，身边很多人都去考辅导员，我觉得当辅导员挺累的，然后赚的也不多。就试一试考博，如果我考不上博士的话，我可能也会回来考辅导员。”（CM3）

3.学术平台劣势发展适应性认知策略

“双非”院校的学术平台弱势（如师资、课程、科研所依托实验室、数据库等）迫使“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发展出独特的认知策略。例如，在预访谈中某文科博士生谈到其在某“双一流”建设高校所设独立学院读本科时会主动去主校旁听课程，也会到隔壁某“985工程”建设高校旁听课程以弥补独立学院师资课程等方面的不足。“NS图书馆资源就比较丰富，当时我就天天去那儿。后来有个同学给我发来ND的课表，然后ND开设的现在我这个专业的本硕博的课程我大概在大三大四就把它都听了一遍。当时觉得对自己用处还挺大的，对这个学科的理解也加深了，算是功不唐捐。就是说虽然学历上达不到那个层次，但自己还是学到不少东西，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当然，在信息时代的技术赋能下，“双非”院校学生虽面临学术平台层级差异的结构性约束，却仍可依托虚拟学术社区、在线会议系统与开放课程平台等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参与前沿讲座、跟踪学科动态、接触专家网络以弥补资源短板，“虽然没办法那么方便听专家讲座报告，但是只要你留心，现在很多线下报告都会开放线上入口，也能有很大的收获。”（F2）尽管线上渠道的信息接收不完全，互动深度有限，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术资源可及性，成为弱势学术背景下研究生获取知识的补充路径。

正式访谈中有博士生提到在“双非”学校读研虽然平台有限，但他们会尽可能地跟导师或其他教师主动联络获取学术指导。“我导师当时说过，说就我自己天天在后面追着她问问题、改文章。”（M19）“学院的老师除了个别的不太熟，我几乎都请教过，那有什么，不懂就问呗。”（F2）有几位同学坦言，正是因为自己的本硕“双非”背景，使得他们在读研期间更加专注于科研论文产出。“我们‘双非’如果说你想着去考‘985工程’建设高校的博士，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最重要的还是看你自己的科研成果。你要去大量发文章，你要拿你的论文去打动导师。”（M19）

凭借这种特殊的认知策略，在教育背景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寒门–双非”学生依靠较为亮眼的科研成果帮助自己竞争成功。“我跟着我的硕导确实进行了很多的科研，面试时就明显地感觉到老师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虽然你出身于‘双非’学校，但是你的成果放在这，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很上进的人。”（M18）

4.人际弱关系建构学术支持网络

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不仅会参与多维度的社会活动，还会在不同领域中建立各类角色关联，这些关联最终在个体身上交织成复杂的关系网络。通常而言，以单个社会成员或若干相互关联的社会成员为核心形成的交错关系体系，被称为“社会网络”[1^5]。人际间的社会网络不仅能提供多维度社会支持，更是资源分配的重要渠道。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开启的强关系、弱关系理论讨论是社会网络视角的延伸，他认为在正常的人际网络中，强关系往往诞生于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内部，信息占有的数量和质量在群体内部较为对称，弱关系多在异质性较强的个体间形成，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信息流动效率更高，能为信息寻求者有效扩大资源视野[1^6]。格兰诺维特从信息流通角度识别强弱关系，林南则从社会资本角度来探讨关系结构中流动的资源和对人们的影响。他认为弱关系能为个体在工具性行动中带来“好的”异质性社会资本[1^7]，是一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但有高回报的互动。

优势阶层家庭网络当中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较底层家庭更多，且在一流高校就读的学生本身就处在更优质的学术圈层当中。依托这种家庭内部高等教育背景成员集聚效应或优质学术圈层的天然嵌入，其子女通过代际资源传递与圈层内互动即可便捷获取学术信息、机会与资源。“我父亲开公司做医疗的，他认识医生比较多，医生里面有很多是博导，这个路可能比较顺利，他现有的一些资源可以用上。他让我去读生物，但我对那些东西就没有兴趣，我就喜欢读文学……我爷爷的弟弟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爸就是大专毕业，然后我现在是博士生，应该不能说是一代大学生，之前也知道高等教育是怎么回事。”（CM1）相比之下，“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因家庭少有此类成员、学术平台层级限制等，需以“主动经营”策略突破结构性约束，如通过参与学术会议、创造跨层级学习机会等偶然结成的人际弱关系将临时性连接转化为持续性支持网络，其资源获取需付出更高时间成本与策略性努力。“我在读研期间就跟导师之外的一些师长老师来往蛮多的，是我主动去交往的。平常我们那边要举行一些会议更多的是让我来跟一些专家对接，跟学院或者研究生处的老师对接，包括跟教务处那边对接，所以这块的话我跟学校层面的，包括研究生处，包括自己学院的老师关系都很好，而且联系得比较多。”（M8）“读本科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些很不错的老师。通过一些机缘，然后和一个老师有了联系，慢慢地就跟着那个老师做一些接近科研的东西，然后他会给博士生上课，我也去旁听。有的时候他们研究生开题我也去听。然后我还认识了很多老师，他们带硕士生，无形之中他们会影响我对于考研的选择，我就会觉得想去尝试他们经历过的事情。”（F11）

这种主动构建的网络不仅提供资源支持，更通过榜样示范强化个体的流动信心。“我跟着老师去NSD开会，感觉很震撼，和我们闭塞的QSD完全不一样，正好我有一个师姐，本硕都是QSD的，后来去NSD读博士了。我们还去ND看了，就会觉得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这么美好。还有就是好学校，这个氛围咋这么好？！我当时回到QSD，我就想我一定要考研，一定要考出去，考到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当时心里就是这个想法更坚定了。”（F11）

五、“抗逆资本”生成及其本土化根植：基于中国情境的阐释

对前期所获访谈资料进行反复分析发现，20位核心受访者面对生活与学业的双重困境表现出积极的能动态度和行为，这种态度和行为为他们构筑了坚实的资源和能力，这种“应对逆境的资源与能力”也是一种可生成、可积累的“动态资本”形态。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可以解释“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之所以完成学术突围的核心概念——“抗逆资本”，即个体在教育场域中面对家庭和院校等结构性约束时，通过主动转化策略，从原生劣势中发展出用于学业进取的动态资源包。“动态”的本质在于它既非底层代际间的自然承继，也非一旦建构就一成不变，而更强调“抗逆资本”是一种在不同时段、不同情境中进行劣势转化的产物，是已有关于底层学子优势叙事和劣势叙事之外的第三种逻辑。这种动态资源包包括心理韧性、求学动机、适应性认知策略、学术支持网络，其中心理韧性和求学动机属于个体内在能动资本，适应性认知策略和学术支持网络属于外在策略资本，二者共同构成“抗逆资本”，如图1。

“抗逆资本”这一概念离不开其所依赖的中国本土情境，它是结构约束下的产物，是深层结构与中国社会运行逻辑的互构结果。这种本土化特征深深根植于中国教育分层的制度结构、社会文化的意义系统与制度性福利的耦合关系当中。

1.教育分层制度结构的形塑

总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呈现明显的分层特征，“双一流”建设高校与“985工程”建设高校构成垄断性较强的稳定市场结构，普通本科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则形成竞争性突出的市场格局。这种由重点工程建设推动的高等教育分层与区隔，深刻影响着我国高校的竞争机制与运行效率[1^8]。重点高校与“双非”院校的差异不仅在于经费投入、师资储备、科研平台等层面，更渗透于学术场域的文化资本积累过程，重点高校的学术声誉、校友网络与国际认证资格，构成了学术市场的“金字招牌”，使得“双非”院校学生在升学、就业竞争中天然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分层与区隔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为用人单位提供了人才管理便利，却在更大范围内加剧了就业市场上的不平等。“现在国内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规定只招聘‘985工程’建设、‘211工程’建设高校的毕业生，这是高校等级制的又一体现。这种以校取人是歧视非‘985工程’建设、非‘211工程’建设高校，排斥了绝大多数毕业生的就业权，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违法的。”[1^9]劳动力市场上的区隔反过来投射到生源市场，进一步增强了“双一流”建设高校等重点院校对考生的吸引力，强化了其在生源市场上的优势地位[^18]。

这种制度性差异及其连锁效应构成了抗逆资本生成的现实基础，当个体意识到制度性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时，突破院校等级标签回应市场要求便成为一种生存策略。这正是“抗逆资本”这一概念之所以植根于本土的基础——高等教育流动的中西方差异。西方教育体系的职业导向与市场适配性弱化了院校和学历的符号价值，使教育流动更贴近个体职业需求。与之相比，中国教育分层的制度刚性更强，教育分层的制度刚性不仅塑造了高校间的资源分配格局，更通过社会评价体系的传导，深刻影响着个体的命运轨迹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双非”院校学生若想突破院校等级标签的限制，则需主动建构抗逆资本，以对冲制度性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名校毕业的同学可能不只是硕士了，他们本科也都是名校的，就是比较从容一点，他们其实也不需要发太多的文章，找的工作其实也不会太差，但像我们‘双非’学校毕业的这个情况就不太乐观。”（M1）“我的专业和这个学校是全国排名一百名开外的‘双非’，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好的工作，就必须往上读。”（M6）

图1  结构约束下“寒门–双非”背景博士生“抗逆资本”生成示意图

2.民族文化意义系统的价值驱动

民族文化传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属性或文化模式，它虽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积淀，仍旧对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统摄性，甚至相对的凝固性[2^0]6。在人类文明史上，教育在任何国家或在任何一种文化当中都是备受重视的。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却是极具特色的[^20]39。即使在现代社会，作为传统学校教育序列的最顶端，高等教育被更多地赋予了明确的功利主义色彩，然而不能忽视和否认的是，中国人对教育的感情和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道德伦理的追求[2^1]。“我姥爷80多岁了，他的学历也不高，是初中毕业。但是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