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放逐”：人文社科博士生师门边缘化的类型表征与生成机理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质性研究
杨晰婷 李 广 郭锦承
摘要：师门作为博士生学术濡化与身份建构的文化场域，在“优绩主义”盛行与学术评价逻辑高度绩效化的时代背景下，人文社科博士生的“师门边缘化”现象日益凸显。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综合运用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方法对东北地区三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24位人文社科博士生进行深度调查发现，“师门边缘化”现象本质上是博士生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在场脱嵌”，呈现为“失语的旁观者”“失位的漂泊者”“失和的疏离者”三种典型样态，其生成遵循符号资本势差启动、共同焦点耗散持续、情感能量负向流变固化的三重嵌套机制。为破解这一困境，应革新评价导向机制，消解符号资本的结构性势差；优化师门互动生态，重建共同关注的有效联结；搭建同辈互助网络，阻断情感能量的负向流变，以期为改善人文社科博士生培养生态提供参考。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边缘化；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生；互动仪式链理论
作者简介：杨晰婷，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1124383076@qq.com；李广，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郭锦承，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问题的浮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持续涌现是支撑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保障。博士生作为国家人才梯队的塔尖群体，承载着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核心使命，其培养质量高度攸关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建设成效[2]。“师门”作为中国博士生培养体系的特色建制，兼具知识传承、身份塑造与情感联结的多重功能，是博士生科研能力涵育与学术身份建构的核心场域。既有研究表明，导师指导、个人能力与学术氛围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因素[3]。以导师为中心的师门组织通过非正式互动、规范引领与情感支持满足成员的归属需求，并引导其学术发展[4]；而基于师生与同辈互动所形成的学术创新氛围，更直接关联着博士生知识生产与创新能力的生成[5]。在当今社会“提升逻辑”[6]与“优绩主义”双重规训交织叠加下，高密度的学术竞争催生了普遍的“囚徒效应”，急功近利的评价导向与异化的合作氛围，使师门这一本应协同共进的学术共同体，其内部生态正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一种隐形的危机悄然浮现——部分人文社科博士生在师门互动中正经历着“无声的放逐”：他们虽身在师门，却在学术交流、资源分配与社会交往中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向核心圈层之外，沦落为师门中的“边缘人”。
人文社会科学以理解人类精神世界、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为使命，不同于理工科基于实验室分工的科学研究模式，其知识生产根植于研究者的价值自觉与意义认同[7]，更加依赖于与导师在一对一互动中的精神垂范与学统濡化。特殊的学科属性，使博士生一旦脱离了师门的情感滋养与学术指引，其与师门互动中的细微裂痕更容易扩散为心理危机，所承受的孤独感与无力感愈发强烈。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却感到学术能力停滞不前，学术意义感断裂。这种身在师门却游离于外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学中“边缘人”的经典概念形成了现实共鸣与理论呼应。斯通奎斯特将“边缘人”界定为身处两种文化或社会群体夹缝中、无法被任一群体完全接纳的个体，其典型特征是内在的张力、自我意识的增强与身份认同的混乱[8]。然而，师门中的“边缘人”并非源于异质文化的冲突，而是发生在一个本应高度同质、被视为“文化中心”的学术共同体内部。这不禁让人深思：为何在一个促进学术传承与情感凝聚的中心场域，会内生出排斥性的力量，产生无法融入的“内部局外人”？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有哪些？是何种机制导致了一个本应亲密的学术共同体，却产生了将内部成员“放逐”出去的力量？这种无声的放逐又将对人文社科博士生的学术认同、心理健康乃至长远的学术生涯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是对博士生个体困境的深切关怀，更是对当前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中导学关系异化的必要反思。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导师—研究生的微观二元互动关系[9-10]或师门组织宏观组织制度设计[11]，对于“师门”这一中观层面的社群动力学，特别是其中“边缘人”的形成机制与深层影响，尚缺乏深入剖析。为理解这一复杂的社会过程，研究引入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作为分析视域。该理论认为，社会互动的核心机制在于“互动仪式”：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将注意力集中于共同的对象或活动、并分享共同的情感状态时，便会产生群体团结感、个体的情感能量以及代表群体的符号[12]。成功的互动仪式能够生成积极的情感能量，强化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与归属；而失败的互动仪式则导致情感能量的耗散，使个体逐渐从群体中脱嵌。师门作为一个典型的互动场域，其内部的组会研讨、学术沙龙、师生聚餐等活动均可视为不同形式的互动仪式。博士生能否在这些仪式中获得共同关注、实现情感共振、积累符号资本，影响其在师门中的位次与归属感。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互动仪式链的理论视域，聚焦于人文社科博士生“师门边缘化”这一现象，通过深描其类型表征与生成机理，揭示在现代大学制度与传统师徒伦理的结构矛盾下，边缘化博士生群体真实的生存图景与成长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破解之道。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的选择
人文社科博士生“师门边缘化”现象具有显著的隐蔽性、过程性与情境依赖性，是博士生个体与导师及师门成员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主观体验与身份感知。这种体验植根于具体的师门文化、人际关系与学术权力场域，其演化路径与个体的意义建构过程极为复杂，单纯依靠量化指标难以捕捉其动态生成机理。质性研究方法强调对研究对象主观意义世界的理解与阐释，注重捕捉微观互动中的权力运作、情感体验和身份建构，对于深入探究博士生“边缘化”这一隐蔽而复杂的现象具有独特的方法论优势。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范式，在收集资料时，首先借助深度访谈，引导受访者通过叙事重构，回溯其滑向“边缘”的关键转折事件与心路历程，重点关注受访者的主观感受，访谈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您进入师门后，对导师和师门的期望是什么？这些期望是否得到了满足？”“您在与导师及同门的日常互动中，是否感受到被忽视或被排斥？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回顾您在师门中逐渐边缘化的过程，您认为哪些关键事件或转折点对您影响最深？”“面对边缘化处境，您当时的心理感受是什么？采取了哪些应对方式？”等问题，以挖掘边缘化博士生被日常琐碎所掩盖的深层心理动因与主观意义。
为弥补访谈中存在的潜在主观偏差，本研究同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以在场视角捕捉师门组会、读书报告会等特定场域中的座次分布、话语权分配及非言语互动等隐性符码，在真实情境中感知与理解“边缘化”博士生的行动逻辑与情感体验。观察主要集中于4个具有代表性的人文社科专业师门（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教育学专业），通过线上与线下两种途径，累计参与观察了11场师门组会或读书报告会，每场持续时间为2~3小时。在进入观察场域前，研究者向相关导师与博士生全面说明研究意图，并获得知情同意，明确承诺对所有可识别个人与师门的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确保不影响师门内部的正常互动。在观察过程中，研究者扮演“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的角色，研究者本人即为人文社科专业导师及博士生，这种“半局内人、半局外人”的身份，既能凭借相通的学术体验与学生身份快速获得信任、理解师门互动的“行话”与隐性规则，又能与被观察对象保持必要的距离，避免过度卷入。在观察互动现场，研究者以不打扰正常流程为原则，在笔记本上简要记录关键话语、座次变化、身体语言等。在观察结束后24小时内，研究者立即根据速记和记忆，撰写详尽的观察日志，旨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观察资料的丰富性、情境性与可信度。
在分析资料时，采用主题分析法，研究者对访谈文本与观察记录开展系统深度分析，通过对文本数据的反复研读与系统编码，识别、提炼并阐释隐含于资料之中的主题、模式与概念结构，帮助研究者深入进入研究对象的意义世界，捕捉博士生在师门互动中逐渐滑向边缘的情感轨迹、身份感知与行为逻辑。首先，研究者以开放性姿态逐行审读文本，重点识别受访博士生在描述师门互动经历时所呈现的具体情境、情感反应与行为模式，并对相关文本片段赋予描述性代码。随后，研究者对初级编码进行系统审视，将概念相近、内涵相通的代码加以归并与提炼，识别离散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上抽象，将内涵相似的编码整合为更高层次的概念主题，最终归纳形成三种边缘化类型表征。
2.研究对象的选取
在明确质性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本研究遵循“典型性”与“关键性”原则，以东北地区三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人文社科专业在读博士生为研究对象。三所高校均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拥有多个A类学科与国家级科研平台，师门组织形态规范成熟，其博士生培养模式兼具传统师徒制与现代学术锦标赛制的双重特征，这种制度逻辑的交织与张力，催生了更为复杂的导生与生生关系样态，使研究者捕捉师门边缘化现象的丰富性与典型性成为可能。
在研究对象的具体选取上，为确保认定标准的科学性与样本选取的有效性，基于学理与实践双重维度，本研究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师门边缘化”进行操作性概念界定。在社会学视域下，借鉴齐美尔的“陌生人”与帕克“边缘人”经典概念，把握其“身处群体之中，却又不完全归属”的核心标识，即心理上的“双重意识”与社会互动中的“距离感”；同时，在教育学场域中，融合了已有研究对“学习边缘人”[13]与“课堂边缘人”[14]的概念界定，通过对上述概念的综合与转译，将“师门边缘人”操作化定义为：在师门这一兼具“学术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双重属性的社会单元中，尽管身处其中，却在主观情感上感到疏离、在客观互动上被排斥或自我隔离，从而游离于师门主流学术生活与情感网络之外的人文社科博士生个体。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与异质性，研究者采用了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混合策略。为避免单纯依赖便利抽样可能带来的偏差，即只触及表达意愿强烈的个体，研究者设计了审慎的招募与筛选流程。一方面，通过在线学术论坛和跨学科博士生微信群匿名发布邀请，招募信息主题为“师门生活与学术成长经历分享”，以广泛覆盖可能正经历困境但未曾公开发声的“深层边缘者”。另一方面，在对初始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后，请求其推荐背景不同但可能有相似体验的同学，以滚雪球方式拓展样本链，初步锚定本研究的潜在对象。为确保“师门边缘人”识别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基于“师门边缘人”操作化定义，研究者设计“主观自评”与“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多维交叉验证程序。在招募与筛选阶段，通过初步访谈对潜在对象进行评估：一是主观情感维度，考查个体是否持续体验到一种“局外人”心态，如感觉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师门主流存在“隔阂”，在集体中缺乏归属感；二是客观互动维度，考查个体在师门结构中的实际位置，如与导师进行实质性学术讨论的频率、在组会中的话语权，以及与师门核心成员的社会网络连接强度等。当一名博士生同时在主观维度上报告强烈疏离感并在客观维度的至少两项关键指标上呈现显著低频或回避状态时，便认定其符合“师门边缘人”的画像，通过对后续深度访谈中对关键事件的追忆与叙事分析，研究者对该状态的稳定性与真实性进行了再确认。此外，为形成视角的交叉验证，本研究引入2名“师门核心成员”作为参照组。“核心成员”的认定参照了社会网络分析中“中心度”的概念，当某位博士生被至少三位来自不同信息渠道的同学共同指认为师门里最具影响力、与导师互动最频繁、在学术讨论中起主导作用的个体时，将其界定为“核心成员”，以期通过深度访谈，从权力中心的视角反观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增强本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综合考虑研究对象的学科属性、年级分布、性别比例以及师门规模等关键变量，最终筛选出24名核心受访者，2名为对照受访者。样本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主要人文社科门类，以兼顾不同学科文化，同时覆盖博一至博四年级及延期阶段，旨在呈现边缘化现象在不同培养阶段的演变轨迹（访谈对象略）。
三、“合而不群”：人文社科博士生“师门边缘化”现象的类型表征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视域，师门互动本质上是博士生个体在师门组织这一特定的学术共同体与文化资本场域中，通过符号互动与情感共振来实现学术身份建构的过程。成功的师门互动仪式有赖于科研符码的认同、共同关注焦点的凝聚与共享情感氛围的维系。当这些核心要素发生断裂和异化时，互动仪式链便会走向失灵，导致博士生向师门边缘滑落。本研究发现，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生“师门边缘化”现象呈现为“合而不群”的复杂样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典型类型表征，分别对应着互动仪式链中“符号资本匮乏”“共同焦点缺失”以及“情感能量逆转”的核心要素失调。
1.“失语的旁观者”：能力恐慌下的防御性沉默
柯林斯将“群体符号”界定为凝聚情感能量与物质象征的双重载体，是个体与集体之间产生强烈归属联结的象征性媒介。在学术场域中，科研符码是博士生持有群体符号即学术资本的具体表征，涵盖了研究者在学术实践中内化与运用的理论思想与概念术语，是其建构学术文本、表达研究意义的核心载体[15]。精致型科研符码的掌握程度，构成个体学术层级的隐性标尺，规约着研究者在学术共同体中的话语资格与位置归属。对于部分基础薄弱或跨学科背景的博士生而言，科研符码的匮乏使其在师门互动中处于“弱权力者”的地位，在面对掌握精致符码的“强权力者”时，巨大的权力势差使得博士生陷入“意愿在场而能力缺席”的静默状态。已有研究表明，知识储备欠缺是师门边缘化学生保持缄默的共同原因，也是限制行动者参与互动的重要因素[16]。在师门互动中，强权力者所积累的精致型科研符码构成了隐性的话语权力秩序——那些被反复援引的经典理论、规范术语与严谨模型，无形中划定了学术话语的准入门槛，使得符码积累薄弱的个体在互动中滋生出“学术失语”的焦虑与自卑，并在互动中进一步具象化为防御性的“精神退缩”。
研究者在参与式观察中注意到，师门组会现场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层分化：具有丰厚科研符码积累的核心成员多居于靠近导师的位置，围坐在长桌前端，发言时旁征博引，科研符码信手拈来；部分跨学科背景的博士生则习惯性选择边缘座位，全程以埋头记录代替口头参与，长期固定在长桌的最末端或靠墙的加座区。在长达三小时的学术交锋中，这几位边缘区的学生全程保持着低头姿态，肢体语言呈现出抱臂或蜷缩的防御状。即便导师偶尔抛出开放性问题，他们的眼神也会下意识地闪躲，刻意回避目光接触。这种空间位置上无声的自我放逐，正是其科研符码积累薄弱在身体语言层面的外在投射。“每次组会我都坐在最角落，全程低头记笔记，生怕和导师眼神接触。看着师兄师姐们引经据典地辩论，我感觉自己像个混进来的局外人，那种自卑感让我越来越沉默。”（D5）这种回避性的身体语言折射出个体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学术话语体系时，试图通过自我边缘化来规避潜在负面评价的生存策略，自我认知的低效能感更是加剧了其在“师门场域”中的埋没隐身。同时，符号资本的赤字会导致个体在互动前进行严苛的自我审查，从而阻断了行为与互动的再生。当个体预判自己的话语与表达内容无法匹配师门主流的话语标准时，其原本可能产生的互动意愿会被瞬间扼杀，导致互动仪式流产。“我其实每次组会都逼自己准备一两个问题，但真到了现场，听同门们发言，我准备的那个问题就显得特别‘拉胯’。话到嘴边好几次，都咽下去了。万一问得不对，导师会觉得我基本文献都没读懂，基本的能力都没有。同门们会不会瞧不起我？这种公开处刑的感觉，太可怕了。”（D7）这种“未遂的互动”不仅未能带来情感能量的补充，反而因恐惧感消耗了其参与学术共同体的内驱力。长此以往，个体在一次次失败的仪式尝试中习得无助感，最终在师门的话语权力和情感网络中彻底沦为“失语”的旁观者。
2.“失位的漂泊者”：供需错位下的结构性悬浮
互动仪式的成功依赖于参与者对共同对象的相互关注，这种共同关注是形成群体团结与情感连带的先决条件[12]。然而，在日益普及的“课题组制”运作逻辑下，导师的注意力往往被窄化为特定的项目需求或主流研究方向，以形成稳定的“学术向心力”。当博士生的研究志趣与导师的学术版图缺乏必要的交集时，便会出现“关注点错位”现象，从而导致双方需求期望错配[17]。这种错位使得互动内容对特定成员而言失去了相关性，导致其注意力分散，师门互动异化为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空洞仪式”。在此情境下，个体的边缘化并非源于主观意愿的疏离，而是源于在学术分工体系中导致的功能性脱嵌，逐渐导致双方情感联结弱化。参与式观察发现，这种资源分布的向心性清晰可辨：与导师核心课题方向契合的成员往往是导师指导的重点对象，导师会主动追问细节给出具体意见和操作性建议，邀请同组学生参与讨论，讨论气氛相对活跃；而轮到边缘学生汇报时，导师的身体姿态明显后撤，或开始拿起手机处理信息或快速翻阅打印稿，整个点评环节仅维持了不到3分钟，多为“再多阅读些文献”“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等模糊评价。长期置身于这种不对等的注意力分配格局中，“边缘化”的博士生逐渐形成了一种隐性的自我认知——自己并非师门成员。伴随着归属期待的消退，部分博士生被迫走向孤立的自我指导。研究者在观察中发现，处于研究方向边缘的博士生往往逐渐发展出一套独立于师门之外的研究惯例，他们不再期待从正式渠道获得实质性指导，转而依靠自行检索文献、辗转联系校外学者或频繁参加校外学术活动来推进研究，师门对其而言更像是一个需要定期“打卡”的行政隶属单位。“导师这两年的主要精力都在做A领域的重大课题，而我一直做的是B方向，好不容易征得老师同意后，进入师门后发现导师根本顾不上我。每次汇报，导师的反馈都很敷衍，感觉师门的项目、资源都跟我没关系，我像个寄养在师门里的‘流浪汉’，大家和我的课题也不同，没有共同语言，我们之间几乎不交流。”（D12）这种“流浪汉”的隐喻精准指向了其尴尬处境：由于导师精力聚焦于核心课题而无暇顾及边缘方向使互动流于“敷衍”的表面形式，个体在师门中处于一种悬浮状态，既无法进入核心知识生产环节，也无法获取关键的学术资源。进一步而言，在缺乏共同关注点的互动中，师门成员之间无法形成紧密的合作与协作关系，情感联结随之弱化，进而滋生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当目睹处于核心圈层的同门因研究方向契合而获得导师悉心指导时，这种资源分配的落差会通过社会比较转化为强烈的心理失衡。“我写完一章发给导师，他可能半个月才回复，或者有时候不回复，回复也常常是‘好的’，随后没有下文。有时候真羡慕我的师弟，他的研究方向与指导老师一致，导师很重视，也给予机会，我感觉自己就是个‘野生博士生’，全靠自己摸索。”（D2）这种自嘲背后是由于长期缺乏实质性的智力支持而产生的深层焦虑。这种不经意忽视客观上造成了对边缘研究方向博士生的指导真空，使其被迫切断对师门共同体的依赖，在学术旷野上独自摸索，成为游离于师门学术生产线之外的“漂泊者”。
3.“失和的疏离者”：观念冲突后的策略性隐退
成功的师门关系应当是教育角色与依恋关系的耦合，能够激发成员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使个体获得积极的情感能量，博士生作为学生和学者，应在自身课题中积极有为，或者在传承创新师门的学术传统中有所作为[18]，然而，当师门文化异化为压抑的权力展示场域或功利的绩效考核场域时，深层的价值观念冲突会导致情感能量在互动中发生逆转。此时，互动不再是生产团结的机制，反而成为制造心理内耗的负担，异化为“强迫性的仪式”。在这种异化的仪式中，成员被迫进行虚假的“在场表演”，这种非自然的互动不仅无法产生真正的连接感，反而会制造出愤怒、厌恶等负面情感，促使博士生选择“策略性疏离”作为心理防御机制。“我不喜欢师门那种论资排辈，甚至有点江湖气的氛围。有次聚餐因为没敬酒被不熟悉的师兄‘点拨’了几句。与其在里面假装合群感到窒息，不如一个人在边缘待着清静。”（D19）这种物理空间上的疏离并非被动之举，而是个体对师门异化氛围的主动拒绝，通过切断互动来维护内心秩序的安宁，避免陷入“假装合群”的窒息感。
更深层的疏离源于学术观念的分歧与导师权威的“去神圣化”。在“优绩主义”与“学术资本主义”日益盛行的背景下，部分导师将效率逻辑与可量化产出奉为圭臬，这与坚持学术理想，怀揣学术信念的追求深度思辨的博士生产生了根本性的认识论冲突。当导师的学术权威演变为不容置疑的专断时，原本基于学术崇拜的互动基础便会瓦解。“一开始我还试着跟他讨论，但后来发现，我跟导师在学术观念上根本就合不来。他一味强调要出成果，我更在乎研究过程的严谨性。从那次之后，我就彻底‘躺平’了。在组会上我只汇报进度，不谈想法，我们之间，就只剩毕业这个契约关系了。”（D16）这种“只汇报进度，不谈想法”的互动模式，是博士生个体在无法改变异化环境时，为保全学术人格独立而做出的静默抵抗，这种“合而不群”的状态，标志着个体彻底切断了从师门共同体中汲取情感能量的可能性，“师门”对于个体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放养”使个体失去了对师门的寄托感，个体在其中孑然一身，最终成为学术道路上被迫选择孤独的“疏离者”[19]与师门内部的“异乡人”。
上述三种边缘化类型并非泾渭分明的单一类型建构，而是在现实的师门场域中呈现出复合叠压与动态互渗的复杂样态。第一，就共时性维度而言，三种边缘化类型在同一个体呈现往往并非单一表征，而是多重机制相互叠加、协同强化的复合呈现。如跨学科背景的博士生既可能因精致型科研符码缺失致使持有的学术资本符号先天不足，在话语层面遭遇学术准入壁垒，陷入防御性沉默；也会因研究志趣与导师核心课题版图缺乏实质性交集，在资源层面遭受功能排斥，陷入功能性脱嵌。符码匮乏与关注错位的双重叠压，使个体所承受的边缘化压力远超任何单一类型所能刻画的范畴，并在二者的相互强化中催生更为深层的情感逆转。第二，就历时性维度来看，三种边缘化类型之间存在内在的动态互渗关系，并随师门互动情境的持续变化呈现出多向流动与相互转化的可能。就其内在机制而言，某一类型的边缘化体验并不止步于该层面，而是沿着情感能量持续亏损的内在逻辑向其他维度渗透蔓延。“导师对我的方向不感兴趣，刚开始我还会努力参与，后来觉得说了也没用，慢慢就不想说话了，再后来对整个师门也无所谓了。”（D12）这一陈述清晰呈现了边缘化类型交替主导的动态互渗逻辑：初期以关注错位为主导，导师持续的兴趣缺失使个体的话语投入一再落空；随着挫败不断积累，符码退出机制开始占据主导位置，个体由被动失语转为主动沉默，而这种主动退出又反过来加剧了关注层面的进一步疏远；当叠压效应突破个体情感承受边界，价值性疏离机制随即接管主导，个体对师门共同体的整体依附走向全面瓦解。由此可见，三类边缘化样态师门互动中轮番主导、相互缠绕，共同织就个体边缘化体验持续深化的累积性困境。
四、“在场脱嵌”：人文社科博士生“师门边缘化”现象的生成机理
审视人文社科博士生“师门边缘化”现象的发生过程，可以发现其并非博士生单向度的个体排斥结果，而是多重逻辑交织下动态生成的复杂社会过程。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本研究认为 “人文社科博士生的边缘化”现象可概括为“在场脱嵌”，即博士生个体在物理空间与组织归属上被动“在场”，却在知识生产参与、情感能量流动与学术身份建构等关键环节被迫“脱嵌”，这一过程遵循着特定的因果逻辑逐步推进：符号资本的结构性势差是边缘化得以启动的前置条件，共同焦点的系统性耗散是边缘化得以持续的中间机制，负向情感能量的累积性流变则是边缘化最终固化的深层动力，共同促逼人文社科博士生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师门中“边缘人”。
1.符号资本的结构性势差：边缘化产生的前置条件
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个体参与互动须具备成员身份符号，当符号匹配时便会获得较高的情感回报，而符号相异则倾向流向其他互动。个体进入互动场域时携带的“符号资本”决定了其在仪式中的地位与话语权，拥有高符号资本的人更能成为互动的焦点[20]。在师门这一微观权力场域中，符号资本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围绕特定的学术符号系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等级化格局，从而划定了核心圈层与边缘位置的边界。
由于师门这一学术场域中被认可的“符号资本”具有高度的具身性与圈层性，导师作为拥有深厚学术积淀与制度权力的“强权力者”，往往垄断了互动中的话语定义权与评价标准。相较于边缘成员，核心成员更加熟稔“师门潜规则”即导师所在理论流派的核心话语体系、与导师研究旨趣高度契合的选题取向，持有在核心期刊发表成果、参与国家级课题的学术履历，共同构成师门场域内认可的“硬通货”。持有上述资本的成员得以进入核心话语圈，获得导师的关注与同门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话语霸权；而那些学术积累尚浅、选题游离于师门主流之外跨学科背景的博士生，则因“符号匮乏”而自动被置于有效互动的门槛之外，成为师门互动中的“缄默者”。他们可能不熟悉导师偏爱的学术术语，或者研究方向与师门主流方向存在偏差，导致在学术讨论中难以有效参与。在正式仪式中，这种资本势差不仅构成了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更转化为一种无形的“认知暴力”。“每次组会我其实都如坐针毡。导师反复强调的内容都是课题组的相关内容，我从未参与过，也听不懂。感觉我好像不是这个师门的人一样，我就像个局外人。有几次想发表看法，一是怕显得自己太浅薄被老师批评，二是总有不懂的人对我指指点点，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久而久之，我就成了‘隐形人’，只要不被点名，我绝对不说话，只想安安静静当个背景板，做好我自己的事情。”（D5）资本势差在正式仪式场合中被进一步放大，演化为一种无形的认知压制。当强权力者不断进行高密度符码输出，对弱势者形成持续性的话语碾压，使其陷入严重的认知过载与评价焦虑之中，当话语势能的落差催生了防御性的沉默，而沉默本身又以一种看似“自愿”的方式完成了边缘化的自我确证。换言之，个体的退守是在文化场域压力下经由反复权衡后做出的理性计算——与其冒险发言招致公开的智力羞辱，不如主动退缩以保全仅存的尊严与自我认同。这一滑落一旦发生，便具有显著的自我强化特性。沉默导致博士生拥有更少的互动机会，更少的互动机会意味着更难积累师门场域认可的符号资本，资本的进一步匮乏又加深了沉默的必然性，如此往复，在边缘化的起点上便形成了一个难以自行破解的循环锁闭。
2.共同焦点的持续性耗散：边缘化持续的中间机制
成功的互动仪式有赖于互动人员持续而高度的相互关注，通过共同焦点的稳定维系，使正向情感能量在群体中循环流动，最终转化为成员的归属感与团结感。当内部的关注焦点分散，互动仪式便沦为“空心化”展演，情感连带的再生产机制随之失效，博士生被“边缘化”由此获得了得以持续的生存土壤。在学术考核压力驱动下，导师的注意力资源被高度锁定于能够产出可量化成果的和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核心课题之上，能够直接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成员，优先获得导师的指导资源与情感投入；而研究志趣偏离课题主流、暂时无法贡献课题产出的博士生，则被置于注意力分配的末位。这种差异化的关注分配在形式上仍维系着“共同参与”的仪式外壳：所有成员照常出席师门组会——但在本质上，核心成员与边缘成员所经历的已是截然不同的互动现实。“老师只关心他的横向课题，对我的研究毫无兴趣。每次轮到我汇报进度，他要么看手机，要么随便敷衍两句‘多阅读文献’。既然无论我说什么都得不到实质性反馈，我为什么还要投入精力去准备呢？”（D22）当博士生个体预判自身的话语输出无法进入师门场域中共同关注的轨道，互动对于其而言便失去了意义，参与的动力随之瓦解。与此同时，关注焦点的耗散也造成了互动中博士生主体间性的丧失。当师门互动演变为导师或核心成员的单向输出，边缘成员无从建立与师门中他人的情感节律共振，师门间互动对其而言异化为强制性的“在场”义务。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边缘博士生既无法嵌入师门的知识生产链条，也无从在互动中积累有效的学术增量，最终被迫陷入一种悬置的境地，即名义上归属于师门，却在实质层面游离于运转机制之外，成为学术生产线上既缺乏输入支撑、又难以产生有效输出的冗余。
3.情感能量的负向性循环：边缘化固化的深层动力
互动不仅是信息的交换，更是情感能量的生产与分配过程。柯林斯指出，情感能量作为一种连续统，其高端是个体对互动充满自信、热情与良好的自我感觉；中端是一种平淡的常态；而连续统的末端则意味着消沉、缺乏主动性与消极的自我感觉[12]134。对于师门核心成员，其长时间位于连续统的高端，持有着兴奋感与群体团结，具象化为对师门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学术兴奋感；而对于边缘化的博士生，在符号资本势差与焦点耗散的双重挤压之下，每一次进入互动场域的尝试都伴随着被忽视或被压制的风险，互动不断加速了其向连续统末端的滑落。相较于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知识生产的个体化特征愈加凸显，当导师既未能将自身资源转化为对博士生的实质性学术引领，又疏于借助学术共同体的人脉网络为博士生开辟进入学术场域的通道时，博士生便长期游走于真空地带，在迷茫与失落的情绪积累中滋生出对师门的失望感[17]在垂直导学关系持续失灵的同时，横向的同辈支持网络亦未能发挥应有的补偿性功能。研究表明，研究生同辈之间的科研合作日益呈现出“不信、不愿、不敢”合作的普遍困境[21]。竞争文化的弥漫与资源的摄取使同门之间相互戒备，作为情感能量替代性来源的同辈联结渠道也随之萎缩乃至断裂。因此，被边缘化的博士生在缺乏实质支撑的处境中反复进行情感能量的消耗，既无法从正式互动中获取积极反馈，也无法通过非正式渠道建立情感联结，失望与迷茫的情绪由此持续发酵。这一情感流变过程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演变轨迹。在边缘化的初期，博士生通常仍对导师与师门抱有基本的情感期待，愿意以积极的尝试寻求突破；随着挫败体验的持续积累，失望、焦虑与相对剥夺感开始相互叠加，对师门的情感依附逐渐松动；当负向情感能量的积累突破个体心理承受的阈值，情感连接便发生难以逆转的断裂，情感能力完全耗散，个体正式进入防御性疏离的状态。“以前还想过融入师门，现在已经彻底‘躺平’了。每次开完组会回来都要难受好几天，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为了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我现在能躲就躲，非必要不联系导师，非必要不联系师门任何人。我就像个‘原子’，孤零零地飘在学校里，虽然孤独，但至少安全。导师与师门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办理毕业手续的行政机构。”（D16）师门不再是汲取学术滋养与情感支持的共同体，而是被降格为一种工具性的行政制度装置，导学关系变为冷漠的“契约交换”。这种负向情感一旦内化，便会在个体行为层面引发连锁反应，形成“互动失败—情感损耗—回避互动—符号积累停滞—互动机会萎缩”的循环，使边缘化状态趋于固化，边缘化博士生长期游走于师门互动的边缘地带，个体逐渐习得了以孤立求自保的生存逻辑，为避免风险和降低不确定性，个体趋于孤立和原子化，“个体越来越生活于一系列独立存在、相互重叠而没有缝隙的制度之网的世界”[22]。至此，师门作为情感共同体与学术成长场域的双重功能，在边缘化的个体身上宣告失效，“在场脱嵌”的生成逻辑走向了最终闭合。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博士生教育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导学关系的质量与师门互动的生态直接影响着博士生的学术成长与学业体验。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通过对人文社科边缘博士生师门互动境遇的深度质性考察，研究发现“师门边缘化”现象并非简单的人际冷遇，而是一种“在场脱嵌”的生存困境。博士生虽在形式上归属于师门共同体，却在知识生产参与、情感能量流动与学术身份建构等方面遭遇失效，呈现出三种典型的类型表征。进一步的机理分析表明，这一现象的生成遵循着三重机制循环强化的内在逻辑：符号资本的结构性势差构成边缘化启动的前置条件，共同关注焦点的系统性耗散是边缘化持续的中间机制，情感能量的负向累积则是边缘化最终被固化的深层动力。三重机制在具体互动情境中循环叠加，共同推动边缘化博士生“在场脱嵌”走向闭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做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论拓展：①以“在场脱嵌”概念深化了对人文社科博士生边缘化本质的理论诊断。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沟通频次低、情感疏远等行为层面的可见表征，本研究揭示了边缘博士生在形式归属与实质参与之间的深层断裂，为理解学术共同体内部不平等的知识生产机制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分析视角。②构建了边缘化困境现象生成的三重机制模型，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生边缘化动态生成的完整因果链条。厘清博士生边缘化的生成逻辑，其目的不止于理论层面的概念建构，更在于为破解博士生培养的困境提供可操作的干预路径。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
1.革新评价导向机制，消解符号资本的结构势差
符号资本的结构势差之所以能在师门这一学术场域内持续固化，根本上是由于外部评价体系以发表产出为核心标准，在制度层面将拥有高水平科研符码的“高产者”塑造为资源分配的优先受益群体，导师与师门团体的注意力投入也随之向能够即时贡献量化成果的核心成员高度集聚。这不仅在师门内部制造了博士生边缘化合法性意义上的资本梯度，更在无形中剥夺了边缘博士生参与有效互动的制度性入场券。因此，应从重塑外部评价体系入手，打破单一绩效逻辑对师门资本与资源分配格局的持续渗透。
（1）高校应将“育人公平性”纳入导师考核的重要维度，构建涵盖指导均衡度、反馈实质性与边缘研究生支持成效的多元评价指标体系。可建立研究生对导师指导行为的分项评估制度，考查内容包括导师对不同研究方向研究生的关注频次、指导意见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以及对学术进度相对滞后研究生的实质性介入力度。同时，在院系层面建立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过程性评估机制，将师生互动质量与指导公平性纳入导师考核的关键指标，如将“是否关注到每一位学生”列入绩效考量，与此同时，高校应设立系统化、周期性的导师发展项目，如涵盖新任导师岗前培训、在职导师定期研修以及优秀导师的示范引领，以着力提升导师识别不同发展类型研究生潜力的能力，使其在指导实践中具备将指导视野拓展至全体成员的意愿与能力，真正承担起“第一育人责任人”的角色职责。
（2）高校应在博士生培养考核机制上推行以“代表作制”为核心的弹性评价周期，从制度层面为部分学术慢跑者建立合理的学术生存空间。相较于自然科学而言，人文社科知识生产具有显著的长周期性与厚积薄发的内在规律[23]，以年度发表量为轴心的线性考核机制，本质上是将量化生产逻辑强加于人文社科的质性研究传统，由此在师门场域内制造出对从事基础性、探索性研究的博士生极为不利的符号资本认定标准。为此，应将代表作质量、研究深度与学术创新性作为核心评价维度，配合差异化的阶段性考核周期，在制度层面建立“慢学术”的保护性空间，从根本上瓦解“快产出=核心培养人”的单一价值序列，松动短期产出的压迫性逻辑，为那些潜心治学却暂时产出有限的博士生提供免于被边缘化的制度性庇护，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学术生态创造基础条件。
2.优化师门互动生态，重建共同关注的有效联结
本研究发现，当导生间共同关注焦点的耗散会使师门互动逐渐异化为一种对边缘化博士生而言毫无实质意义的“形式在场”。当强权力者的注意力资源被高度绑定于服务特定课题产出时，不同研究方向成员之间的知识交汇点便随之消失，共同体的凝聚力也在一次次“各说各话”的现象中悄然瓦解。因此，应确保互动仪式关键要素的有效供给，重建师门成员之间真实有效的共同关注基础，使互动仪式重新具备产生情感连接的结构性条件。
（1）在师门组织的正式互动层面，应通过制度性安排重构师门仪式的参与结构，修复博士生“在场脱嵌”的微观根源性缺陷。建议推行“组会轮值主持制”或指定评议人制度，由不同研究方向的成员依次主导议程设置，为边缘化的博士生搭建互动焦点交流平台，确保非核心性的学术议题获得与核心方向等量的讨论时间与注意力投入；同时，鉴于导师在师门中的主导性地位，还应从组织层面引入必要的制衡力量：由院系设立独立于导师体系的学术顾问或申诉委员会，为边缘化博士生提供表达困境与寻求帮助的正式渠道；完善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在遭遇严重互动失灵时赋予博士生应有的主动权，以保障其基本的学术发展权利，着力改变边缘化博士生与导师间的关系。
（2）在师门组织非正式互动层面，应着力拓展去功利化的“身体共在”空间，将“身体共在”真正转化为有效的“情感共在”。可丰富师门组织的交流形式，通过读书会、跨方向方法工作坊、小型学术沙龙等活动突破课题相关性的准入限制，以问题的开放性与研究兴趣的多元性为导向，为不同方向的成员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交汇平台。与此同时，可依托非正式聚会、户外活动、师门团建等超越学术绩效逻辑的日常交往场合，给予边缘化博士生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的人文关怀[24]，软化师门场域内因资本差距导致的心理壁垒，使成员在去等级化的交往情境中建立更为真实的情感联结，为师门学术共同体积累支撑其内聚力的情感，推动师门建设从“空洞仪式”的形式展演向富有真实情感与学术共同体的实质转型。
3.搭建同辈互助网络，阻断情感能量的负向流变
边缘化博士生情感能量的负向累积依存于其在导生关系与生生关系中持续的互动失败，进而消磨了边缘化博士生主动建立联结的意愿，而他们参与意愿的退缩又进一步切断了情感能量补充的渠道，边缘化的博士生由此陷入愈发孤立的困境。因此，需要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激活博士生自身的能动意识，重构其人际互动的微观结构。
（1）师门与院系应主动建立覆盖全体博士生的同辈学术支持系统，为边缘化博士生在正式指导体系之外创造情感能量的补给渠道。《学记》有云：“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25] 同辈网络的有效建构对于学术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价值。具体而言，可通过制度性安排推行“学术结对”机制，由学院筹划将研究方向互补或进度相近的博士生进行有组织的配对，在日常学业推进中相互督促、共同研讨，在共学、共生、共创中实现知识生产；同时，在师门内部设立定期的跨年级交流活动，鼓励高年级博士生就研究方法、文献积累与学术写作等议题向低年级成员进行经验分享，使边缘化的博士生得以在相对平等的同辈关系中积累正向的情感体验，逐步修复其因长期被忽视而受损的学术自信与参与动力。
（2）在个体层面，边缘化的博士生应有意识地主动参与和利用师门内外的非正式学术交流空间，将午餐研讨、自发读书小组、跨师门学术沙龙等非正式场合作为积累积极情感能量的重要渠道。相较于正式的组会情境，这类去等级化、低评价压力的互动场域能够有效规避“凝视”所带来的规训效应，使其在相对自由的思想碰撞中找回表达的意愿与学术探索的热情。同时，也可以主动邀约与自身研究旨趣相近的同辈，围绕共同的学术困惑或方法论问题展开非正式讨论，将长期积压的个体困惑转化为可供集体回应的共同议题，将孤独的边缘摸索转化为具有协作性质的知识共创实践，从而为其维系学术认同、抵御情感耗竭提供不可忽视的心理支撑，并在积累足够情感能量之后，逐步向师门学术共同体的核心圈层主动流动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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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6年第9期）
